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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江畔端午节
2012-04-11 12:35:06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端午亦称端五,是我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端”的意思和“初”相同,“端五”也就是“初五”;端五的“五”字又与“午”相通,按地支顺序推算,五月正是“午”月。又因午时为“阳辰”,所以端五也叫“端阳”。五月五日,月、日都是五,故称重五,也称重午。

  此外,端午还有许多别称,如:夏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等等。端午节的别称之多,间接说明了端午节俗起源的歧出。事实也正是这样的。关于端午节的来源有多种说法,纪念屈原只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至少还有五种起源说———

  1、夏、商、周三代的夏至习俗。《大戴礼记》记载,早在三代时,人们就在夏季到来的那天,洗澡时将兰草放在水中,以祛除瘟疫。

  2、勾践操练水军。《事物记源》记载,每年五月五日,天气变暖,可以下水。越王勾践便在这一天开始操练水军,最终打败了吴国。

  3、纪念介子推。据传,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发令,五月五日这一天不得举火。因为此时天气暖和,可以冷食。而此日之前冷食,易得伤寒,难以医治。

  4、纪念伍子胥。《荆楚岁时记》:“五月五日,时迎伍君。”伍子胥尽忠反被杀,尸被抛于江,化为涛神。每年五月初五,钱塘江口泛起初潮,人们驾舟逐潮,希望能见伍子胥显灵。

  5、纪念孝女曹娥。《会稽典录》记载,某年五月五日,曹姓巫师失足落水。他14岁的女儿曹娥哀号江畔十七日,觅父尸不得,投江自杀。

  端午节顾名思义是一个时令节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蔡靖泉认为——“较为合理而可信的说法,是端午缘自先秦的夏至节。”(见中国楚辞学《屈原与端午》)它的产生,基于古人对气候农时的认识,体现了农耕为主的文化特色。因此,古老的端午风俗可分作两类:一是助农事,如登黍、祈雨、集缯等,二是禳毒气,如桃印、朱索、悬艾、药浴等,都与季候紧密相关。具体说来,端午节有以下原始节日习俗。

  喝雄黄酒:雄黄本属矿物,含有三硫化砷成分,与酒混合,即成雄黄酒,有驱虫解五毒的功效。此外,把雄黄酒涂在小孩的头额、耳鼻、手足心,洒在墙角、床下等处,可以驱虫,清洁环境。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藏有朱砂、雄黄,清香四溢,可以预防某些传染性疾病。外面则包以丝布,用五色丝线缠绕成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玲珑夺目。

  挂艾叶、菖蒲:把艾叶悬于堂中,菖蒲插于门榻,可以散发芳香,驱赶飞虫,清除污浊空气。还可以将艾叶或苍术、白芷等中药放在室内燃熏,赶走蛇虫百脚,也是一种空气消毒良方。

  “游百病”、“洗百病”:端午节那天,男女老幼前往野外郊游,采集花草,做“斗百草”游戏。晚上回家将花草和水煮开洗澡,清除身上污垢,舒筋活血,有利于身体健康。

  虎头鞋、五毒背心:端午节,给孩子穿上绣有老虎形象的虎头鞋和绣有蝎子、蜈蚣、蛇虺、蜂、蜮的五毒背心,以示驱邪避灾、保护健康。而在客观上,也对孩子起了健康教育的作用。

  伴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端午民俗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着,它作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永远处于鲜活状态之中。许多古老的民俗,也不是凝固不变的。民俗的功能体现为它对生活的适应,当一种民俗文化不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求时,自然要被淘汰或者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补充和修正。端午节习俗也是如此,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它不断融荟了宝贵的卫生保健经验,以及对历史人物的爱戴、纪念之情等,逐渐成为融民俗活动、民间故事、民间艺术为一炉的综合性节日。

  公元前二七八年,楚国的都城被秦兵攻破。已经流放在汨罗江畔的诗人屈原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打击,眼看国破之难,却又无法施展自己的力量,他忧心如焚,在极端失望和痛苦中,在这一年农历五月初五日,诗人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来到了长江东边的汨罗江,抱石自沉。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端午节与屈原之死相联系,并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民俗的附会。端午这个节日,远在屈原出世以前就已经存在。它演变为屈原的纪念日,又远在屈原死去已后。两千年来,古老的汨罗江见证和传承了这一文化内涵的演变,原生出以纪念屈原为目的的龙舟竞渡运动。南朝梁代宗懔撰写的《荆楚岁时记》是一部记载荆楚岁时习俗的著作,也是保存到现在的我国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古代岁时节令的专著。其中的端午条载:“是日竞渡。”其下注谓:“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舟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车’,一自以为‘水马’。”端午节竞渡,本是由南方地区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而来的习俗。在荆楚地区,屈原就是当时祭祀的水神之一。晋王嘉《拾遗记》卷十载:“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柱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屈原是楚国大臣,忠君爱国而死,死后受到荆楚地区人们的怀念,认为他变成了水神,并立祠来祭祀。端午节纪念屈原,最早就是在汨罗江开始的。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端午竞渡的习俗,也是荆楚地区人们纪念屈原的方式之一。《隋书•地理志下》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在荆楚地区,水神人格化为屈原,因而祭祀水神的仪式发展成了纪念屈原的活动。到了隋唐一统后,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就不仅限于荆楚地区,而成为全国性的节日风俗,一直流传到现在。

  端午节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端午习俗在中国流传几千年,毕竟有它存在的理由,毕竟有民众的心理、思想在支持这一活动的传承和发展。

  首先,端午文化从农耕文化中脱胎,傍随着巫文化而存续,体现了人与自然的通融。

  端午节的产生是古人在生产劳作中对自然气候农时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农耕文明的成就。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只能通过巫术避疫驱邪,反映生活愿望(情趣)。这时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认为天下雨是天在哭泣,刮大风是天在发怒。顾名思义,万事万物都是有生命的,因此就有了对日月江湖等的自然灵的崇拜,有了对花草等植物灵的崇拜,有了对鸟兽鱼虫等的动物灵的崇拜。人们对与自己生活中利害相关的东西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于是开始了龙的图腾崇拜。端午节时,人们一方面祭龙祈福表达自己的原望,另一方面欢愉嬉戏宣泄情感。千百年来,无论端午习俗怎样变异,巫术的性质还是渗透其中,这是原始古老文化的遗留。流传至今的汨罗江畔的楚塘、渔街、凤凰山、归义、红花一带的端午习俗——雕龙头、偷神木、唱赞歌、龙舟下水、龙头上红、朝庙、祭龙等,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神秘色彩。特别是祭龙仪式,它鲜活地见证了古老的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古老的端午传统文化作为无形文化遗产是当之无愧的。它既代表着过去,也代表着未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民族凝聚力的象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身份证之一。汨罗江畔的端午节更是我们汨罗的一张文化名片。

  第二,端午文化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注入了新的内涵,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渴求。

  如果我们将端午文化起始表现形式定位为巫术仪式,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巫术的观念早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端午节巫术的行为被一种划龙舟的竞技习俗所取代,被历史人物和文人的事迹所染指,在许多地区变成一种纪念活动,如纪念屈原、伍子胥、介之推、曹娥等。吃粽子、戴香包等等习俗也只是剩下了一个外壳。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端午节得以生生不息地传承,就在于我们的前人从公元前二七八年屈原大夫向汨罗江中悲愤的一跃找到了灵感,给其注入了新的内涵。大浪淘沙,哪有比屈原的死更适合端午节纪念的象征?于是乎,屈原的传说战胜了其他所有的传说,与端午节俗建立了最牢固的联系。不但在汉族地区如此,在少数民族中也是如此;不但在大陆如此,在香港、澳门、台湾,甚至在国外的华裔中也是如此。 发生这一趋势的根本推动力在于一个民族精神的渴求,在于融汇了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伦理观念乃至社会政治理想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精髓。无论是介子推、曹娥,还是越王勾践,他们的传说与端午习俗发生联系都并非偶然,因为他们身上各有我们民族所看重和景仰的某种品质,比如曹娥之孝、介之推之义和越王勾践为一个宏大目标而忍辱负重等等。但屈原的品质,显然要比他们更高洁,更符合我们民族的理想。那就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患意识;那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求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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